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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柳升系列研究(四)】:柳升为何“兵败倒马坡”
[来源:本站 | 作者:陈何来 | 日期:2017年9月29日 | 浏览120 次] 字体:[ ]
    柳升(1360-1427),怀宁县清河乡清河村人,明朝著名将领,中国历史上首任炮兵统帅,战功卓著,封光禄大夫柱国安远侯,掌管右军都督府,正一品,宠待在列侯右,死后葬在怀宁县清河乡李家柳林,赠为融国公,谥“襄愍”。
    明朝宣德元年(1426年),原属大明的交趾地区(又叫安南,今越南)的黎利叛军攻克交趾中部城市新平、顺化等地,对大明军队形成包围之势。当年冬天,明宣宗命成山侯王通征讨黎利,王通大败,退居云南。朝廷无奈,又命安远侯柳升为征虏副将军,充任总兵官,帅步兵和骑兵共七万人,会同驻守在云贵一带的黔国公沐晟前往讨伐黎利叛军。当时叛军声势浩大,柳升一路受阻,一路破敌,终于在第二年(1427年)九月攻破镇夷关(今友谊关),行至倒马坡(今广西友谊关景区内马鞍山炮台附近),柳升带领随从百余骑先驰度桥,行至中间,木桥断,连人带马掉进泥沼之中,伏兵万箭齐发,柳升中镖而死,明军被叛军重重包围,官军殊死搏斗,七万人无一生还.随后,王通私自将清化以南之地划给黎利。沐晟不战而退,大明失去对交趾的控制权。兵败失地,文臣们谏书不断,朝廷自然要追究责任,宣宗亲自过问,做出如下处理:一、判决王通死罪“斩监候”,入狱,后释放而启用;二、判决沐晟停职,“封(剥夺)其章(宝印)示之”;三、命将柳升尸骨运至家乡怀宁,简葬入土,(正统十二年,赠柳升“融国公”,谥号”襄愍”),剥夺柳升儿子柳溥爵位,不久重续,总京兵营、神机营。客观地说,朝廷这样的处理结果还是比较中肯的,既维护法律尊严又彰显仁义道德,既严肃军纪又安抚军心,可以说是体面又体贴。
    对这次兵败失地的原因,清朝张廷玉主修《明史》时认为柳升“勇而寡谋,遂及于败”;民国时期蔡东藩也在《明史演义》中论述“王通、柳升,俱非将才”。柳升一生五次战漠北,两次征交趾,镇宁夏、平叛军、追倭寇、营建北京城,先后统领明朝战略部队神机营、总领护卫京城的京营兵、掌管朝廷右府,封侯、封公,深受五代皇帝宠爱,给这样一位忠于朝廷、有勇有谋、战功卓著的将军贴上“勇而寡谋”的历史标签,未免有失妥当。柳升“兵败倒马坡”的原因,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历史背景、战争的正义性、战场环境、民族独立运动规律和明朝军事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,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
    一、大明官员的“黑色统治”,导致交趾民不聊生、反声一片,征讨缺乏正义性。
    永乐五年(1407年),张辅、柳升平复安南,明朝在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、都指挥使司、按察司,实现了对安南国的全面统治。一开始,还实行仁政,明成祖下诏希望地方官员把蛮民当子民对待,鼓励经济、文化交流。第一任行政长官黄福也有所作为,在各州府县设儒学、阴阳、医学、僧纲、道纪等司,实行廉政、整治腐败,推行教化,安抚人民,深得当地人民拥戴。
    然而,好景不到两年时间,自从黄福被其手下马祺诬告“有异志”而被调离交趾后,交趾的政治环境陷入黑暗之中,《明史》记载“交人(越南人)苦中国约束,又数为吏卒侵扰,往往起附贼,乍服乍叛”。明朝派驻在交趾的官吏素质不高,“郡县官多两广、云南举贡,未历国学,遂授远方,牧民(管理人民)者不知抚(安抚)字,理刑(审判)者不明律意”(谷应泰:《明史纪事本末·安南叛服》),这些官员没有历经仁义之学,不知安抚人民,不明法理,天高皇帝远,无所约束,胡作非为,整个行政系统贪暴盛行,故“洽不能制,反者四起”。明朝庭对交趾采行繁重的税务及赋役制度,粟、丝、绢、盐等无所不征,掠夺性开发当地矿产资源,凡是金银、玉石,均运回大明。强令当地百姓上山寻找象牙、犀角,下海采集珍珠。另外,土产如胡椒、香料,以及珍禽异兽如鹿、象、龟、雀、猿、蛇等,都大肆搜刮,交趾人民遭受灭顶之灾,陷入无尽的悲愤怒之中,最终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怒吼----“顷因胡政(指大明统治)之烦苛,致使人心之怨叛------稔恶殆二十年------昆虫草木,皆不得以遂其生;鳏寡颠连,俱不获以安其所------神人之所共愤,天地之所不容!”(《大越史记全书·平吴大诰》),反抗者队伍不断壮大,形成全民皆反的强大势力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,对无奈反抗者的无情镇压,就让柳升的“倒马坡之战”失去了正义性,没有正义性的战争必然失败。
    二、明宣宗既主张议和,又派兵征讨的矛盾态度,导致交趾战场的三路大军分别出现“守、退、攻”的混乱局面。
    明宣宗朱瞻基是仁义君主,创“仁宣之治”盛世,对于交趾的反叛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自1418年黎利起兵反明,大明派遣多路军队前往征讨,历经八年,损兵折将、耗费钱财,没能取得一点胜利,反而让黎利越战越强,势力迅速扩张。宣宗宣德元年(1426年)春三月,总兵陈智、方政讨黎利,进至茶龙川,又以失败告终。得到败讯,明宣宗视朝后,直奔文华殿,大学士蹇义、夏原吉、杨士奇、杨荣等人恭立两侧,宣宗对交趾的战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:“太祖皇帝祖训有云:‘四方诸彝及南蛮小国,限山隔海,僻在一隅,得其力不足供给,得其民不足使令,吾子孙毋倚富强要战功。’------昨遣将出师,朕反复思之,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,岁奉常贡,以全一方民命,卿等以为何如?”(谷应泰:《明史纪事本末·安南服叛》),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,宣宗说得非常委婉,其实意思再明白不过-----“那么偏远的小国,收的税钱还不够管理的费用,老百姓也不听话,为了一点大国尊严,年年用兵,劳民伤财,得不偿失,随它去吧!”在中国,自秦帝制以来,任何英明的治国方略都会引起正反两派的争议,往往反对派即顽固派的势力还略显强大,这次反对宣宗的是资深大学士蹇义、夏原吉,他们说:“太宗皇帝平定此方,劳费多矣。二十年之功,弃于一旦,臣等以为非是。”(谷应泰:《明史纪事本末·安南服叛》),明显持反对态度,而杨士奇、杨荣的赞成票虽然数量对等,但实力显然不够。即位不久的朱瞻基还依靠大叔们帮衬,两派都不能得罪,稀里糊涂地演绎了一场自以为是的“黑白脸”----于1426年12月,一方面派安远侯柳升为征彝副将军,领7万人马由广西进入,黔国公沐晟为征南将军带领当地驻军由云南进入,命王通留守原地(今越南清化一带)练兵,等候柳升大军到来,三路大军共同讨伐交趾;另一方面又选派交趾民众奉为父母的尚书黄福,前往议和。表面看起来,这样的安排似乎非常英明,类似于近代美国“大棒加胡萝卜”的外交策略,既可彰显大国尊严,满足老臣们的虚荣心,又可以实现自己议和目的。然而,明宣宗这样既战又和的矛盾态度,却给交趾前线制造了混乱。
    首先,驻扎在清化一带的王通本来就屡战屡败,不想再战,把皇帝叫他“守城练兵”的旨意执行得十分到位,还提前为皇帝“代言”,私下派人和黎利商议,把清化以南的土地划归叛军,自己退居云南,死守不出。说王通在为皇帝“代言”一点不为过,1427年春正月,前线战事正酣,宣宗第二次巡视文华殿,再次传达了他的议和旨意-----“朕志已定,无复疑者-------当令黄福专意求之”(谷应泰:《明史纪事本末·安南服叛》),从战后对王通的处理(“斩监候”,入狱,后释放而重用)上也能看出王通执行了皇帝的意图。这对君臣默契的“一唱一和”,壮大了叛军势力,截断了柳升的进军路线。其次,黔国公沐晟在云南边境也是边战边退,宣宗要求沐晟配合柳升进入交趾的命令被“搁置”一边,也源于宣宗的“议和”旨意。沐晟何许人也?开朝功臣沐英的儿子,沐英又是朱元璋的干儿子,论起辈分,沐晟还是宣宗皇帝的叔叔。贵为当朝皇叔,一方面有资格也有胆量保全自己,另一方面正确地领会了皇侄儿的工作思路,所以沐晟的退却,似乎也很合理,难怪,清人张廷玉在总结这场战争的败因时对沐晟却只字未提。这样,在宣宗的“运筹帷幄”之中,本是三军协同作战,结果变成了柳升的孤军推进,王通的“守而不战”增加了柳升前进的难度,沐晟的“且战且退”切断了柳升的退路,叛军势力大增,“孤独求败”-----成了柳升和他7万大军的唯一出路。
    三、北方远征的疲惫之师,难以适应南方恶劣的地理、气候环境,进军之路险象环生。
    越南地区是典型的亚热带雨林气候,山岭层叠,丛林密布,即使在冬天也是瘴气弥漫,在明朝以前都是流放犯人的目的地,判了流刑的人,在那里很难存活。中越边境,即使到了现代仍然是“人间地狱”,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惨烈即是明证。1426年12月,柳升大军从南京集结出发,自丘温(广西崇左县)进入交趾,于1427年9月先后攻下隘留关(崇左县内)、镇夷关(今广西凭祥市友谊关),进入支棱之野(即支棱关,在今越南谅山省支棱县),山势越来越高,山路越来越崎岖逼仄,且贼军沿途据险列栅、伏兵重重,行军作战十分艰难,这是军事地形学上的死亡禁区。此时的官兵们已极端疲惫,这些来自北方的士兵们很难适应这里温热潮湿的气候,很多人都已病倒,保定伯梁铭、尚书李庆都病得厉害,以此疲惫之师去剿灭虎狼之敌,已十分危险,可是,柳升已没了退路。有人说柳升“辞色皆骄,不听劝阻”,然而,在那种没有退路的艰难环境中,柳升的“辞色皆骄”恰恰是沉稳、自信的表现,有利于稳定军心、鼓舞士气,和他的“步步为营、快速进攻”的作战方针密切吻合。
    四、安南本是独立国家,附属大明是征服的结果,安南民族独立运动必将取得胜利。
    安南自古称大越国,有相对统一的地理生物圈、发达的语言文字、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有效的国家管理制度,“自赵、丁、李、陈之肇造我国,与汉、唐、宋、元而各帝一方,虽强弱时有不同,而豪杰世未尝乏。故刘䶮(音yǎn)贪功以取败,而赵卨(音xiè)好大以促亡;唆都既擒于咸子关,乌马又殪于白藤海。稽诸往古,厥有明征” (《大越史记全书·平吴大诰》),可见安南(交趾)实为文献之邦,独立王国。1427年的战争是安南人民反抗大明黑暗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,民族独立运动的必胜性决定了柳升的7万大军终将被潮流淹没。柳升的倒马坡之战就像拿破仑兵败滑铁卢,不是败在统帅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能力,而是败在“独立的民族、独立国家是不可征服的”历史规律面前,这一点,作为下属的柳升是别无选择的。
    另外,明朝的“五军”分散的管理体制和“世袭”的军官制度,容易产生战场上的“山头主义”和保守思想,这也给柳升的失败设置了制度牢笼,做为体制内的柳升是无法改变的。
    综上所述,柳升失败并非“勇而寡谋”,而是有很多个人无法左右的客观原因造成的,正统史学家们不能再以成败论英雄了。
责任编辑:怀宁县政协办公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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